文／楊晶晶

中國籍配偶李貞秀，中國湖南人、嫁到台灣、五個孩子的媽，一路變成狂熱柯粉，模糊不清的學經歷，卻在短時間內躍身成為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，直奔台灣國會殿堂，李貞秀的奇幻旅程，堪稱台灣政治史上一大奇觀。

被民眾黨開除黨籍後，聲量竟有增無減，各大電視台搶約，名牌華服、名車代步，記者卡位採訪時，她表現得跟韓星一樣貼心，會靦腆的笑著說「大家辛苦了！」，也會喊提醒攝影大哥，要他們往後退時「小心！小心，注意安全喔！」中配媽媽變成台灣家喻戶曉的明星級人物，表面上充滿政媒娛樂效果之餘，李貞秀現象背後，還有更值得留意的政治文化符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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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李貞秀「同鄉」的毛澤東，在文革時代毛語錄中，最核心的方針就是「鬥爭」，鬥爭就是其路線與政治邏輯的總結。他曾說「階級鬥爭是綱，其餘都是目」，沒有任何一事比鬥爭更重要。毛澤東的名言之一，「與天鬥，其樂無窮；與地鬥，其樂無窮；與人鬥，其樂無窮」，把階級鬥爭當成社會進步的動力，人與人的鬥爭，就是他生存的樂趣。

藉由「鬥爭」手段來運作的社會，加上共產黨的極權政治治理，深刻地塑造了至今中國人的行為模式。他們習慣將事物區分為「敵我」，這種二元對立模式又進一步衍生出強烈的攻擊性人格，尤其在面臨在資源分配和權益衝突時，總是優先訴諸非理性對抗，而非協商。從2008年後中國社會進入「高度維穩」狀態後，使得這些在特定制度演化下的社會性格，繼續發展的更具狼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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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來中國新聞媒體與網路上經常出現的幾個名詞：「以鬧求治」、「按鬧分配」和「撒潑維權」，十分貼切的形容了現今中國人社會獨特的行為樣態。若將李貞秀一連串行為模式置於上述社會性格脈絡下來看，便能理解她的情緒激動與策略，所謂何來。

「按鬧分配」這個詞出自於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「按勞分配」，字面意義就是按照勞動的多寡來進行資源分配，而現在被中國網友改成，以「鬧」的嚴重程度來作為解決事情的速度，社會上還流傳著句順口溜，「大鬧大解決、小鬧小解決、不鬧不解決」。當走正當流程會被官僚體系拖延或無視，此時若把事情鬧大，官員為了「維穩」，就會趕緊想盡辦法平息事端，這就是一種「以鬧求治」的手段。

中國網路上還興起一種「小作文實名舉報」的新模式，主控方會拿著能代表自己身分的證件，拍影片上傳「抖音」，把事發過程生動描述且「作文化」，扣上道德或愛國情操大帽，讓爆料更有正當性。網路舉報文化加上「大鬧」所帶來的網路關注流量壓力，是近來被認為在中國社會中最具殺傷力的「伸冤」方式。

因為輿論普遍會認為，當事人都敢實名了，便傾向相信事情為真，站在舉報當事人那邊，無論最後證據和事實真相為何，被控人通常都在第一時間受到大量輿論審判，陷入百口莫辯、難以翻身的狀態。李貞秀在遭到民眾黨開除後，秒上綠營電視台控訴黨主席黃國昌對她的不公，巨細靡遺講出小房間密會內容，一開始的確讓群眾替她感到惋惜，李貞秀的小作文實名伸冤，對民眾黨無疑殺傷力十足。

無獨有偶，實名舉報的手法原來李貞秀早在四年前就用過。隨著內部檢舉信曝光，李貞秀原來就是新竹市長高虹安理費案的內部檢舉人之一，直到現在依舊上節目繼續批評高虹安「不要臉」、是「民眾黨罪人」，大舉正義旗幟，把原先的小作文加碼到極具戲劇性。傳聞李貞秀曾有意參選竹北市長，疑似遭到高虹安阻擋，才使李貞秀對高虹安產生敵意。舉報文化的起始點，原就是寄望透過向更高的權力或輿論，藉由舉發他人的違法點或道德瑕疵，借用更高權力的刀來砍向異己，在此階段，李貞秀的黨內鬥爭手段堪稱成效斐然。日後她也步步高升，晉身不分區立法委員。

相信大家都曾經刷到過社群媒體上來自對岸的短影片，例如有人遲到進不了登機門，在登機口地上哭天搶地的打滾；有人買高鐵普通席的票卻硬要去坐商務艙，被車掌請離開時，在直接橫躺在椅子上賴著不走；餐點口味不合意，在餐廳狂砸餐具飆罵服務生等等，中國網友稱這些行為叫「撒潑式維權」。「撒潑」就是「鬧」的最高級表現。

這個名詞開始廣為使用，始源於幾年前在上海國際車展上，一名來自中國河南女子控訴特斯拉煞車失靈害她發生事故，於是身穿印有「剎車失靈」的上身，強行爬上展場上特斯拉的車頂狂吼大叫抗議，此舉引發了在場國際媒體關注，一度還造成特斯拉在中國市場的巨大公關危機。爾後，「撒潑維權」成為中國社會上的潛規則，鬧得人盡皆知、鬧到顏面盡失、鬧到社會和媒體關注，才成對權力產生威脅感。

上政論節目時而大哭、時而拍桌痛罵，透過爆料，把現任黨主席黃國昌與他的小夥伴們一網打盡，李貞秀版的「撒潑維權」，目的無非是期待「以鬧可以求治」、黨最高領導人柯文哲能「按鬧分配」，拼命在媒體上凸顯黃國昌「說謊」，丟掉的黨籍或許就能有一絲翻盤機會。

當「按鬧分配」或「以鬧求治」能起作用，象徵著法治和規則早已無用武之地，李貞秀深知民眾黨就是如此，才會大膽開啟中國式的鬥爭模式。然而，不只向民眾黨叫板，這一系列的「大鬧」，還替她帶來了更大的附加價值：轉移她沒有放棄中國籍的焦點、讓台灣政壇忘記她刻意踩在民主法治國家的底線。

李貞秀用來增加政治籌碼的手段，會先讓民眾黨內互信崩盤，大眾在「看好戲」的同時，更務必回頭思考，如透過媒體繼續推波助瀾，是否將使台灣社會在不知不覺中默許了這些中國式鬥爭手段？習慣了非民主國家的非理性博弈行為模式？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鄭習會後轉述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話，「兩岸社會制度不同，不是分裂的藉口，更不是統一的障礙」，此言差矣，經過李貞秀的示範，社會制度或許才是最大的隔閡。